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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政权虽趋于稳定，但经济还未恢复，各类生产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一直为国内经济恢复、外交事务殚精竭虑。
百忙之余他想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事：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们寻找一处永久安息的地方，当然这也是为日后考虑，一旦有我军高级将领、国家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等病故，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安葬之处。
周恩来将为革命先烈寻找安身之所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接此重任后，吴晗不敢有丝毫怠慢，马不停蹄地奔赴北京周边各郊区寻找合适地点，最终选定了八宝山。
自1963年底第一位共和国元帅罗荣桓逝世，到1992年最后一位共和国元帅在北京离世，跨越近四十年的时间，十位共和国元帅先后逝世。
按照相关规定，这些我国高级将领逝世后应该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鲜为人知的是只有四位元帅葬在这里。
1949年底的一个冬日午后，天气晴朗，从早上就开始忙碌的周总理处理完手中的政务后，叫上两个秘书一起到花园里散步。
虽然近期国内外并没发生什么大事，但是周总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任何轻松的表情，此时的他正在思考一个十分严肃而重要的问题。
战争年代我军四处转战，很多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只能就地草草掩埋，有些甚至连块木质的墓碑都没有，如今国家安定了，是时候为这些牺牲的同志们寻一处合适的栖身之所了。
想到这里，他回过身和秘书说：“你马上给北京市吴晗同志打个电话，让他明天早上来办公室找我。”
接到电话后，吴晗觉得周总理必定有要事商议，否则不会这么着急让他前去。次日一大早，吴晗便匆匆来到，在西花厅前迎面碰上了早已等候的秘书，他微笑着问道：“总理是不是在忙？”
“正在批阅文件，昨晚上他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今天早早起床简单吃了点早饭就来了办公室，一直到现在。”
过了没多久，周总理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会客厅，略显神秘地问坐在沙发上的吴晗：“你知道我今天找你来是什么事吗？”
吴晗听了连忙从公文包里取出纸笔，略微思考了一下说：“总理，是不是有关北京建设的事情？”
周总理走到他旁边坐了下来，右臂自然地搭在椅背上，显得十分轻松：“今天我们谈的这个部署strong这个，关于北京建设的方针中央已经下发了有关文件，你们按照那个执行就行，具体如何实施就是你们地方的事情了，中央不宜多插手。”
周总理的这番话让吴晗更加疑惑了，总理见他还在猜测，便直截了当地说：“我计划在北京建设一座革命公墓。”
听到这里长期处在紧张状态的吴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绝对没想到会是这个事，之前也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绝对不能认为这是个小事，相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必须严肃对待。这么多年的风雨历程，为了今天的和平盛世有多少同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那些英烈们安息，不能忘本啊！”
说到这里，周总理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吴晗心里明白总理一定是想起了那些曾经和自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们。
沉默片刻后，周恩来嘱咐道：“你立即去办这件事，在北京郊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造一处公墓，然后将这些英烈们的遗骨都迁进去。”
周总理还强调说，建造革命公墓除了让那些牺牲的人安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便是教育后来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让他们学会珍惜眼前的和平。
此外，一旦有现任的高级领导干部、军队将领和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亡故，也还有个合适的安葬之处。
听了周总理的这些解释，吴晗深感触动，为了办好这件事，他询问周总理有何具体要求。
周总理挪步到他跟前，坐定后说道：“北京我不太熟悉，也不知道哪里好。我觉得一是不要离市区太远，交通也要方便一些，以便于日后有群众去纪念；二是环境要好，不能随随便便找个荒山就建。当然了，可以先将公墓建起来，然后再搞绿化。”
与此同时，周总理还特别强调千万不可占用老百姓的农田。吴晗将这些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临走时，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吴晗同志，我替所有烈士及烈士家属先谢谢你了。另外，我决定派典礼局的余心清同志前去协助你，你们有事要互相多商量。”
说到这里，周总理用力晃了晃吴晗同志的手说：“这件事就拜托你和余心清同志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办好啊！”
不久之后的一天清晨，吴晗和余心清相约来到北京西郊一个叫三王坟的地方。这些天，他们一行人为了寻找合适的地点，跑遍了整个北京郊区，而三王坟已经是西郊附近的第三个地方了。
但是吴晗对这个地方十分不满意，因为周总理此前特意强调不可以过多占用耕地。
余心清朝着北边的一大片山区望去，看见不远处的山下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隐隐约约能看出有几座灰瓦建筑隐藏在树林中。
工作人员举目远望，定了定说：“那座山叫八宝山，隐藏在树林里的那处建筑是一座祠堂，里面住着很多前清遗留的太监，当地人叫太监庙。那里环境不错，就在半山坡上，之前考虑这里住着这么多太监，搬迁量比较大，就没选它。”
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后，吴晗顿时来了兴趣，叫上余心清和工作人员一起朝那片树林走去。
来到先前从山上看到的一处灰顶建筑前，吴晗一行人停下了脚步，只见护国祠庙门上赫然写着“褒忠护国祠”五个金漆大字，四周苍松翠柏，格外幽静。
听这里的一个老太监说，这座祠庙是永乐皇帝为了赏赐在靖难之役中打仗身亡的忠实有功太监钢铁而修建的，因此地盛产红土、沙石和板石八种矿产，故称八宝山。
1950年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导下，占地150亩的革命公墓在八宝山落成。
根据规定，这座规格较高的公墓大多数都用在我国已故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
在革命年代浴血奋战数十载，戎马半生的我军将领，在1955年全部被授予军衔。其中，作为我军的初期创始人，朱德、彭德怀等人凭借着在南昌起义中的领袖作用及战争时期的赫赫战功而被授予元帅军衔。
按照规定，这些将领逝世后均可安葬在八宝山苍松翠柏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只有四位元帅逝世时葬在了这里。
罗荣桓出生于1902年，抗战时期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转战山东敌后，由于长期为战事操劳熬夜，使身体变得十分虚弱，有段时间经常会无故便血，而且出血量很大。
由于当时我军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而且战事频繁，罗荣桓尿血的症状并没有正真获得确切及时的诊治，也没获得充足的休息，导致病情继续加重。
后来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得知此事后，请军中的一位国际友人，同时也是一位医术高明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为其做检查，结果发现其两肾均有病变迹象。
但因为当时军中没有更为可靠的X光机，所以罗生特也并不敢确定罗荣桓究竟所生何病。
直到1946年随第四野战战东北后，由于战事紧急病情进一步恶化，随后住进沈阳军医院，经过X光机详细检查，最终确诊为肾癌。
坚持带病指挥作战半年后，当年8月，罗荣桓乘火车经历数天的颠簸抵达莫斯科，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右肾被切除，术后不久，伤口出现破裂而引起大出血，不得不进行二次缝合。
半年后，再次住院复查，医生发现其左肾也有问题，加上他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较为严重，医生建议他立即前往环境较为清幽、气候温暖宜人的克里米亚休养一段时间。
但此时正值胡宗南大军围攻延安，心急如焚地罗荣桓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就匆匆返回国内。临走时，医生曾再三嘱咐他不可劳累过度，一天工作不可超过三个小时，而且最好疗养三年，但是罗荣桓为了革命工作而把医生的话抛在了脑后。
平津战役结束之后，他奉命到天津视察，工作时突然晕倒在地，立即派专家为他诊治，并嘱咐他暂时留在天津养病，不要随军南下参加之后的作战。
建国伊始，罗荣桓被组织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次年4月，又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工作更加忙碌了。
1956年，为国家军队建设殚精竭虑的罗荣桓再一次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了，这次病因是心绞痛发作，而且反复发作。1962年，罗荣桓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血压极为不稳定，心脏的老毛病也在反复。
次年9月，罗荣桓因肾衰竭而引起了尿毒症。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腹膜透析治疗。因为此前耽搁得太久，虽然医生竭力治疗，但是终因病情太严重而回天乏术。
1963年12月16日，年仅63岁的罗荣桓元帅逝世，后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毅于1968年被组织安排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经过一年的学习改造后，在毛主席的指示下，陈毅被任命为副主席。
当时中苏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出于战备需要，陈毅乘火车来到河北石家庄。几个月后的一天，正在工作的陈毅突然感到腹部隐隐作痛，还有腹泻的症状，吃了医生开的止痛药后，几天不见好转。
到庐山参加完会议回到石家庄后，陈毅的腹痛进一步加剧，血压也随之飙升，他的夫人张茜赶紧给周总理写信。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陈毅被紧急送往北京住院，没过多久就匆匆出院了。
1971年初，陈毅再次腹痛难忍，不得已住院治疗，医生检查后诊断为亚急性阑尾炎，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期间，医生发现陈毅所得并不是阑尾炎实则为结肠癌，而且已然浮现了转移现象。随后，周恩来安排陈毅住进了北京日坛肿瘤医院，经过著名专家吴恒兴的亲自治疗，三个月后陈毅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
然而，仅仅半年之后，陈毅病情再次恶化，甚至到了粒米不进的地步，只能靠输液维持。11月底再次住院接受专业的治疗，由于其根本没办法自主进食，医生只能为其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后，陈毅的病情得到控制。到了年底，陈毅突然陷入昏迷，而且持续了好几日，直到1972年1月6日，陈毅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四天之后，陈毅元帅的悼念活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得知此消息后，毛主席不顾众人的阻拦，连身上的睡衣都没换，套上大衣赶往悼念。
1976年1月8日，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的周总理逝世。当时已90岁高龄的朱德刚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所以身边的人并没有告诉他总理去世的消息。
当天晚上，朱德从电视新闻上闻此噩耗，立即泪流满面，11日，他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非要亲自前往周恩来灵堂吊唁，在路上朱德一直眼含泪水。
从灵堂回来后，朱德陷入了久久的沉默，茶饭不思，心情极为沉重。自此之后，朱德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但他始终凭借着坚强的意志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会见外宾、参加会议一样不落。
1976年6月21日，是朱德与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会面的日子，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医生劝他在家静养，但是倔强的朱德吃过药后坚持要去。
后来因为弗雷泽的行程较为紧张，会面不得不推迟，就这样90岁高龄的朱德在冷气房里苦等了一个多小时，患了感冒。
住院之后，朱德的病情发展得很快，让医生们始料未及。随后，出现了高烧不退、心力衰竭的情况，最后连说话都变得十分困难了。
7月6日下午，朱德在医院逝世。随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骨灰盒编号101。
是最后一位逝世的开国元帅。1991年9月，因为心脏问题住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两个月后病情出现好转，回家静养。但自出院之后，一直生活不能自理，稍一活动便会气喘吁吁，这是心衰的典型症状。
次年三月，的病情出现恶化的迹象，每说一句话就大口喘着粗气，再次住进医院。4月2日，经过301医院的专家诊治，他们一致认为聂帅的身体已经毫无办法了。
头脑清醒的深知自己的病情，坚决反对入院治疗，家人只好把他接回家中疗养。
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依旧坚持早上看报纸，下午听秘书念文件，晚上看新闻联播。直到去世当天，聂帅仍然坚持着这一习惯，1992年5月14日晚上10点，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了这样一个世界，脸上没有一丝丝痛苦的表情。
1968年3月，饱经苦难的贺龙病倒了，住院之后，医生诊断为脑缺血。在此特殊时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贺龙仅仅住了几天医院就被迫离开出院，因此身体并未完全恢复，连基本的说线日，贺龙病情加重再次住院治疗，经过六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后离世，当时他的妻儿并不知道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何处。
直到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整整六年后，中央才为他在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一室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70年，在遭受了近四年的折磨后，彭德怀的健康急转直下，出现了便血的症状，而且大便很频繁。起初他并没有在意，只认为是痔疮犯了，因为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曾出现过便血的情况，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后确定是痔疮。
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后，1972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十分虚弱了，浑身没有力气，每天便血四五次，而且肚子里总是不舒服。
1973年4月，彭德怀的身体进一步恶化，每天便血达到一千毫升，随后被紧急送进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经过专家会诊，最终确诊为直肠癌晚期。
当年9月，彭德怀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重，大小便失禁，下肢浮肿，因为舌头发硬，即使凑近了也听不清他说话，随后便陷入了长期昏迷之中。
11月29日下午，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深度昏迷后，彭德怀犹如回光返照一般，突然变得面色红润，但是没过一会就出现了口鼻出血的情况，医生进行紧急治疗后仍旧回天乏术，随后呼吸停止。
彭德怀逝世后，相关的单位将他的遗体送往成都东郊火葬场火葬，申请火葬表上写得是“王奎”，火化之后骨灰被存放在了这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64年7月在东北视察部队的突然患了眼疾，当时医生诊断为急性青光眼，刘帅紧急回到北京住院接受专业的治疗，自此之后他的左眼就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带病工作八年后，双眼失明，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长期住院治疗，后来他丧失了基本的思维能力，紧接着变得生活不能自理。直到1986年10月7日，与世长辞。
按照他生前的遗言，的儿女乘坐飞机将他的骨灰撒放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如太行山、南京、重庆、淮海地区。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的肺部感染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医生不得不给他使用抗生素，病情得以好转。1983年底，突发心肌梗死，经过专家全力抢救后平安出院，由于病情反复，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都只能在家中卧床休养。
1986年10月13日，在家静养的突然陷入昏迷，体温随之升高，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心率、血压等都不正常，医生虽全力抢救，效果依旧不佳。22日凌晨，在医院病逝。
元帅逝世一周年后，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住院之后转为高烧，最高体温甚至达到了39.8℃，医生诊断后确定是由肺部感染从而引起的。随后医生使用的冰敷加抗结核药的治疗方法竟然收到了奇效，徐帅的体温慢慢趋于正常，后来可以开口说话了，直到最后可以下地走动。
根据他的病情，医生判断说9月就可以出院了。然而，不久之后由于经常使用抗结核药导致徐帅的肝脏遭到了严重损伤，患上了急性肝坏死，随之而来的是多脏器衰竭。
1990年9月29日凌晨，经过医生一夜的抢救，还是离开了我们。按照他生前的遗言，他的骨灰被亲属撒放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而骨灰盒和遗像则送回老家山西五台安放。
然而，飞机飞至蒙古境内后却不幸坠毁，蒙古方面将其尸骨就地掩埋。后来，苏联两次派人到坠机现场，挖出和叶群的头骨，带回苏联。
法律不一定能保护我们，但如果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法律却有可能惩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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